技术预见 | 美国政府是如何开展关键技术识别的(2)

与第一份和第二份报告严格按照立法要求产生关键技术小组不同，在克林顿政府初期，由于白宫工作人员担心当时通过的一项限制政府和产业界互动的联邦法律会适用到国家关键技术小组中，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没有正式召集产生国家关键技术小组。应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位科学顾问吉本斯(John H. Gibbons)的请求，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当时新成立的政府小组，由科学技术相关的政府机构负责人组成)的高级成员被要求替代关键技术小组行事。

第四份报告同样不是国家关键技术小组的成果。应科学顾问和商务部副部长的要求，兰德公司开展了针对39家公司的高管和技术官的直接访谈。公司的选取是基于地理分布、规模和技术领域的考量。

不同于其他国家开展国家层面重要技术审视的做法，美国关键技术小组和给小组提供支持的工作人员并没有采用正规的预测或调研的方法以形成技术清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兰德公司开发并被其他国家在重要技术清单产生过程中所应用的德尔斐调查方法(the Delphi survey method)并没有在美国的关键技术识别中得到应用。与欧洲和日本开展技术预见的风格不同，美国的关键技术小组的研究过程和报告中很少有将技术与社会需求和目标进行匹配的讨论。

第一份《美国关键技术报告》中的关键技术分为六大领域:材料、制造、信息和通信、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航空和地面交通、能源和环节。每个领域提供至少两个更具体的技术。例如，在材料这一领域内，包含陶瓷、复合材料、材料合成和加工、电子和光子材料、高性能金属和合金。

第二份《美国关键技术报告》扩展了清单，在九大对经济至关重要的高技术产业领域探索了国家的技术能力。第三份报告包含了超过100项技术的百科全书式清单，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没有提供可以作为提名技术指导原则的标准。第四份报告列出了八大关键技术领域，并包含一张与第三份报告技术的对比表。

四

美国关键技术识别的后文

《美国关键技术报告》的目的主要是给政府决策时提供背景参考而非指导。一些美国联邦机构(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设定任务优先级时应用《美国关键技术报告》进行了第一次的项目削减。虽然和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开展技术预见的功能有所差异，但美国的关键技术识别与各国的技术预见(包括技术路线图研究)具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是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形成稳健和强适应战略的一项辅助机制。

技术预见不能提供预测甚至领先指标。然而，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合理的方法来思考合适的路标、其他指标以及可以构成适应性强的公共政策回应和倡议的要素。

《美国关键技术报告》最后一次发布是在1998年。当时的政策关注点已经发生了转移。关于创新的讨论从聚焦在产品(例如识别关键技术)转移到了流程，从关注个体输出转移到了产生输出的机制。焦点的转换意味着政策讨论趋向于减少对单个技术甚至是技术本身的讨论，而更多关注对产生技术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本质和体系健康状况的准确解读。

提出问题并吸收各方答案，对于了解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中技术所能发挥的作用，并向技术发挥作用的愿景来努力就非常具有价值。如果把此愿景付诸实践，将有助于美国联邦政府层面迄今缺乏的技术预见在美国开展。

论文作者之一，美国兰德公司的高级经济学家Steven W. Popper将于2019年5月6日-7日参加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主办的2019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并于6日上午作Technology Foresight and the Emerging Urban Landscape 的主题报告。请关注三思派或联系主办单位了解更多详情。

本文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产业创新研究室主任庄珺副研究员编译。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文章来源：《科学学研究》 网址: http://www.kxxyj.cn/zonghexinwen/2020/0922/3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