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预见 | 美国政府是如何开展关键技术识别的

30多年前，美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贸易竞争呈现劣势，引发了经济学家的理论思考与探索，并逐渐在美国形成了对于战略性产品和技术需要政府专门支持的呼声。最终通过立法，美国行政部门被要求向美国国会提交反映美国关键技术现状的《美国关键技术报告》。美国兰德公司的Caroline S. Wagner和Steven W. Popper于2003年发表论文《Identifying Critical Techn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view of the Federal Effort》，对美国关键技术识别的这段历史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总结。我们摘选其中部分内容，译编成此文，分享给各位读者。文末有福利。

一

美国政府开展关键技术识别的背景

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对于在一些关键的高技术产业领域呈现出贸易竞争力不敌日本和德国的趋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产业界人士忧心忡忡。这样的担忧从贸易数据得到了印证。在1970年代中期，美国的消费电子产业事实上已输于日本;在1981年，美国对日本提出控制向美国的汽车出口量的要求;在半导体和计算机等领域，美国同样在经受持续增加的竞争压力，并成为贸易争端的内容。80年代初，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看上去处于极大的危难之中。从此时起，分析评论人士将贸易竞争力下降归因于“夕阳产业”的解读开始失去市场，而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日渐高涨。

在80年代中期，一个观念在美国逐渐形成，即外国的技术力量不仅会对美国的产业竞争格局构成威胁，也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危害。尽管国防相关技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资助，并被认为是不同于商业应用领域的技术，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系列被认为可以军民两用的技术出现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劳拉·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等美国经济学家在80年代先后出版的著作，对高技术产业发展中政府角色的争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议会和相关执行机构收到了越来越多的产业界领袖和学术界人士的请愿，要求采取更多举措为特定技术领域争取支持。

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观察到，高技术产品会对经济产生连锁反应，从而带来更高的总体回报，提供比商品贸易更长期的利益。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贸易理论”或“战略贸易理论”提出，就国家经济而言，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潜在收益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更为重要。因此，如果一些产业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是“战略性”的，即对于经济可以贡献一般商品无法贡献的外部性，那么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些产品的相应技术是否需要来自政府的特殊对待?随着危机感的蔓延，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行政部门向国会提交的反映美国关键技术现状的双年报告应运而生。

二

《美国关键技术报告》概述

在1989至1999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回应“什么是关键技术”的主要举措是每两年开展评估活动并向国会提交一份《美国关键技术报告》。该报告由国家关键技术小组研究编制。小组和报告编制系由1990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授权，于1989年11月29日签署入法。该法案为《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组织和优先事项法案(1976年)》的修正案。这项立法要求就美国的关键技术每两年提交总统和国会一份报告，直到2000年。

立法要求国家关键技术小组由来自政府和私营部门的13位专家构成，研究并提出对于美国未来5-10年至关重要的30项“国家关键技术”清单(立法中并没有明确“关键技术”的标准)。

《美国关键技术报告》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那些对于美国的长期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重要的技术。小组通过提名、审议和遴选，产生对国家经济更为重要的技术，并评估美国在这些技术领域的供给能力。

三

美国关键技术的识别

在法案的要求下，《美国关键技术报告》先后共有4份问世。联邦政府为每份报告的支出在25万-35万美元之间，涵盖了办事和研究经费、差旅、会议和最终报告印制等费用。每份报告均由美国总统办公室下的科技政策办公室委托编写。

国会要求白宫召集一个由13名专家组成的研究组，作为国家关键技术小组。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主任，通常被称为“科学顾问”，任命九名小组的专家，其中三名来自政府、六名来自私营部门或学术机构。科学顾问将任命其中一名联邦政府官员作为小组主席。小组的另外四个名额分别由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商务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负责人领取。

文章来源：《科学学研究》 网址: http://www.kxxyj.cn/zonghexinwen/2020/0922/3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