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兰肯斯坦中自然观与地理空间的嵌套(2)

二、中间景观：机械自然观的形成

小说中，弗兰肯斯坦一再提起他童年幸福的家庭生活，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是小说中唯一温馨的画面。弗兰肯斯坦生长在风光旖旎的日内瓦，父亲是城市显贵，却热爱乡村生活，全家大部分时间住在“日内瓦湖的东岸，离城约三英里的贝尔里韦湖畔”的乡村庄园(campagne)中，在这里他们“过着遗世索居的生活”。[8]27这处离城市不远的乡村庄园正是批评家里奥·马克斯(Leo Marx)和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笔下典型的“中间景观(middle landscape)”。马克斯将主要位于城市与荒野之间的田园景观称为中间景观；而段义孚则将中间景观的外延扩大，认为“处于人造大都市与大自然这两个端点之间”，包括“农田、郊区、花园城市、花园示范镇”等的人类居住地都可以称作中间景观，并“将中间景观称作人类栖息地的典范”。[9]29

这种对宁静乡村生活的喜爱和怀旧，往往将乡村的淳朴与城市的堕落相对立。在18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喜爱被驯化的、被人为修饰过的自然或花园。在这种中间景观中，人类对所居住的自然环境进行设计和改造，并设法维护自然的活力。这里兼容了城市和乡村生活的益处，自然呈现出秩序和丰美，文明也并不堕落，人与自然呈现出和谐统一的理想状态。正如段义孚所说，“与大自然和大都市这两个端点相比，中间景观看起来更加真实，更富有生活气息，而且更像是生活的本来面目”[9]29。

中间景观作为人类的理想居所，寄托着弗兰肯斯坦对于童年和家宅的温暖回忆。小说中，弗兰肯斯坦的家宅如同巴什拉笔下的鸟巢、贝壳类的寄居空间，是尚且弱小的生物的“一个巨大的摇篮”，“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10]6。同时，巴什拉也指出，“家宅庇护着梦想”[10]5，在家宅中，“激情的存在者酝酿着他的爆发和壮举”[10]9。实际上，家宅所依附的中间景观也具有不稳定性，它“有可能转化为自然，或者更为糟糕的是，不管它有多努力地想保持自己原有的状态，它都将一步步地转化为城市中的人造物”，这样一来，“中间景观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9]29。中间景观中的人与自然、乡村与城市的平衡是脆弱的。与人类的美好童年往往是短暂的一样，中间景观的改变迟早会发生，天灾、人祸或城市势力随时会侵扰这种中间景观。

这一时期，弗兰肯斯坦并不欣赏庄园周围的如画美景。他坦称：“当我的同伴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专心致志地观察事物的华丽外表时，我却在探索事物的成因。”[8]26与伊丽莎白相比，弗兰肯斯坦此时对于自然并没有审美的和情感的依恋，只是将自然当作认知和思维的客体。对于他来说，自然只是一个“谜”，他要“解开它的奥秘”[8]26。虽然他显然意识到了自然(Nature)背后的超自然力量，并称其为 “她(her)”，但他对这种神力并无敬畏之意，而是强烈地渴望“进入大自然这座城堡的层层壁垒，道道屏障”[8]30。此处原文中使用的“洞穿(penetrate)”和“堡垒(citadel)”等词暗含着暴力或战争的手段，他对待自然的侵略性态度也类似于男性对女性的侵犯。青少年时期的弗兰肯斯坦视自己为积极进攻的一方，而自然是被动防卫的一方。在他眼中，自然是无机的、机械的、惰性的物质存在，是他认识并征服的对象。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论自然观。

早期弗兰肯斯坦的这种机械自然观中包含着明显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如家宅与世界、内在与外在、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弗兰肯斯坦认为伊丽莎白是属于自己的，与家人和唯一的朋友克莱瓦尔一样，是他“保护、爱和珍惜”的对象。[8]25自然，是与自我和家宅相对立的存在，被弗兰肯斯坦视为进攻和征服的对象，而非珍爱和保护的对象。弗兰肯斯坦对自然表现出求知欲和征服欲，这种欲望促使他走出舒适的家宅内部。即使他母亲刚刚去世，他仍旧因为离开家乡而感到兴奋，称“我年纪轻轻的，若久居一处，把自己禁锢起来，那可真叫人难以忍受”[8]36。他受到了城市所代表的文明与知识的吸引，急迫地希望去大学学习征服自然的本领，渴望尽快实现他征服自然的雄心。

三、城市怪诞空间：机械自然观解体

弗兰肯斯坦十七岁时前往位于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大学读书。他的命运在此地发生了重要转变。来到这座城市后，弗兰肯斯坦看到的第一座建筑是“高耸的白色尖塔”[8]36，即因戈尔施塔特市久负盛名的圣母玛利亚教堂。这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对于19世纪多数英国人来说，天主教堂象征着罪恶、黑暗、怪诞和神秘。城中的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始建于1472年，曾久负盛名，但在1800年被关停。在18世纪，这里有欧洲领先的医学院，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解剖学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草药园。这里是弗兰肯斯坦探究生命奥秘的理想学堂。除了是科学圣地，这所大学也是神秘组织光明会(Order of the Illuminati)的诞生地。该组织的创始人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是这座大学的法学教授。光明会视天主教会为敌人，崇尚科学，将撒旦视为“光明的使者”——偷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这一点与《弗兰肯斯坦》的子标题《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暗相呼应。玛丽·雪莱选择因戈尔施塔特大学这处场所，正是因为这一地理空间将科学与迷狂、理性与非理性、崇高与怪诞、光明与黑暗等特质融为一体。这些特质显然对弗兰肯斯坦的心智带来了影响，促使其走向悲剧。

文章来源：《科学学研究》 网址: http://www.kxxyj.cn/qikandaodu/2021/0707/621.html